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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赣历史精魂的执著叩寻——评张少华《最后一寸江南》
来源:创作评谭    2017-01-04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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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赣历史精魂的执著叩寻

——评张少华文化散文集《最后一寸江南》

李伯勇

  期待中《江南》瓜熟蒂落

  2016年春节期间,我细读了张少华的文化散文集《最后一寸江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简称《江南》),砰然感动不能自已。这不但是一部30多万言的潜入古远南赣进行细密叩寻的“文化”厚书,更是一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探究赣南文化底蕴,于作者也于赣南有着不菲意义上的大书,一部我期待中的叩寻赣南历史文化精魂的力作。

  我对少华是有期待的。数年前,当我先后从《理论与与创作·2010江西作家 新活力30人作品大展》和《西部·2011江西作家新活力30人作品大展》读到压轴的少华长篇散文《荀令留香》《对酒空歌》,一股喜悦涌现心头。我不仅惊叹于少华在众多江西散文作家中以独树一帜的厚重之作胜出,如朱强在《江南》“编后记”所说,从《江南》的书写中,比较那种潇洒自如,快意恩仇的文字,比较起那种走马观花、醉眼朦胧的文字,我们看到了历史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姿态;而且我还感觉到,一种陌生却真正切入赣南文化腠理的“赣南大散文”已经出现,少华已向这个目标掘进——我们不能只停止于表现已知的赣南,而且要发现和发掘未知的赣南,因为赣南从来就是历史整体性、文化整体性的存在。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赣南自身发展的需要,赣南作家义不容辞,少华的散文也就格外牵涉着我的神经。

  全球化浪潮中,各个民族各个地域都挖掘自身的文化潜力,张扬自身的文化魄力,形塑自身的文化形象,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种精神趋向,赣南应该产生涌注自身精神血脉的大散文,它就离不开整体性的历史和文化,而少华的文化散文躬逢其时。然而他走的不是回应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热点的路子,而是在发掘史料铺衍成文中以某种调侃甚至戏谑的个性语言,让人开启心智又让人会心一笑,他说的“考证是一件极有趣的事”(《一望丛林一怅然》)固然是他个人的喜好,其实也让他的庄重文化研究富有时代的青春气息,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读者。果然,我又在赣南本土杂志《客家摇篮》连续读到他的《此岩通天复彻地》《花果飘零竟有时》等长篇散文,这表明:少华强化着自己的这一努力方向,本书就是这种阶段性的成果。

  要知道,少华非专业研究非专业写作,工农商学兵都做过,他非赣南本土人,长期在赣南生活,对赣南情有独钟,他坦言“没怎么上学的我,却读了不算少的书,特别是古书”,“晋而,也学会了写。”(《且跋且涉》)着墨最多的,正是历史本身,“以我寓居的赣南为例,究其历史,旋有泌之洋洋之感。”(《且跋且涉》)“把自己安放在虔城以西四十公里外的大蒙山,为自己的尘世筹划衣食,也顺带把自身的尘世和身外地的尘世隔将开来,隔开盛世的鼓噪与喧闹,去思,去想。”(《荀令留香》)所以他的文章能有远离尘嚣的历史长河的浪拍之声。

  而且他的主业及境况正处“稼穑桑农的多事之秋”(《且跋且涉》),他在山沟沟经营农企,面对市场动荡,亲自操作,仍保持着非凡的写作定力,而且他把置身山乡油然生发的孤绝体验持续地投放在对赣南传统文化的探幽中,《江南》也就终成其掷地有声的一家之言。他与赣南互为期待,互为花果。

  好家伙,他一下子或步步拓进到缺乏相关史料的赣南的“前世”,即南赣的秦汉年代,秦汉年代的时空在他心中清晰起来。不过他没有囿于书斋,而是迈开双腿,又一次来到赣粤交界的梅岭,伫立于梅岭驿道感受和想象。第一辑和全书的压轴之作——开篇之作《最后一寸江南》记录了他既是形而下的“田野作业”,也是形而上追寻,以开头“我站在了岭头”六个字揭开了全书的序幕。“应该在这样的初秋,收拾起内心如彼躁动”,作者静静地在赣南的闷热中,去期待一场雪,岭头一枝枝骨骼枯瘦的梅花,映雪而开。在大山的苍茫中,他捕捉到极致的孤寂,他又在等待,“风雪中,岭北,正有浩浩荡荡一彪军队迎风而来”,对战士而言,“这道岭是走向战场的最后一段故土”,这道岭也是地理意义上的最后一寸江南。(《最后一寸江南》)由此,江南“一枝春”的文化名片便归属赣南,南赣以及《江南》所叩寻的历史精魂一一现身;由此,赣南的客家源流又向前上溯了千百年。

  正是梅岭,也凭藉梅岭,开启了少华“追慕背影绰约的大汉王朝风度”(《荀令留香》)的精神之旅,他一路梳理和叩寻过来,对南赣——赣南的历史人文—赣南文化精魂生发了新的感知。这“最后一寸江南”,不正是广袤而沉默的赣南大地慷慨而敞亮的凝聚吗!

  “梅岭”新问:赣南客家的旷世溯源

  发现南赣(赣南)而不是以主流意识形态辅以现成的史料注解赣南,这就决定了少华的文化研究的独辟蹊径,十分不易。某种程度他的赣南文化研究是“断崖式”研究——针对赣南文化史料隔代中断的研究,是开先河的。赣南文化“断崖”或叫中断之处,却成了他的切入之口,他深入到秦汉文化的深处,又在梅岭找到南赣与秦汉以及隋唐的连结(《最后一寸江南》:因秦始皇反复征战,“梅岭变得热闹了”),对远古赣南开展了全新的想象,一个含藏秦汉淋漓元气的赣南由模糊趋向清晰。

  客观上史料缺乏而让南赣披戴南蛮的“帽子”,远古的赣南淹没在时间之海(我以前一篇《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也曾把宋之前的赣南先民视为峒民即峒寇蛮民);从赣南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像对赣南客家研究一样,这三十多年我们总是在意清、明,继而宋、唐,因为打“宋城牌”,对赣南宋代以降的文化“打捞”得相对充分一些,近年追溯到唐(卢光稠、钟绍京),这是必要的,不过也无意和有意显现了赣南在秦汉“语焉不详”的窘迫。因而少华注目于“最后一寸江南”梅岭,实地勘探和爬梳,从远古不同年代文字史料的缝隙中叩寻有着南赣——远古赣南的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加以综合和联想,让一个远古的、原生态的、充满文化草创精神气息的赣南在时间之海中浮现,在岁月的熠熠烽火中陈现。

  应该说,少华从梅岭入手所感受的“江南”是中华文化情境中的南赣,南赣>赣南,但他的书写主要围绕着赣南文化人物展开,因而他笔下文化人物的文化意义也就超越了赣南一隅,赣南文化也就成了中华文化有机的一翼,生发于赣南的文化创造和创新也同样构成中华文化的“金石之音”。

  为什么说梅岭(驿道)是“这一片江南”的标识与象征?因为它所辐射的虔(赣州)、韶(韶关)、潮(潮州)>赣南,且承载着汉唐气度,这“一片江南”也就>赣南,也>南赣。

  不能不看到,长久以来江西——特别是赣南被边缘化了,只是到了20世纪,赣南以其“红色”(红色革命)和“绿色”(客家摇篮)先后令世人刮目而回到时代的主流位置。然而“秦汉赣南”仍在无言地等待。在这个时候,少华以“书写赣州,应该从阅读赣州始,而阅读赣州,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足够的耐心”,(《且跋且涉》)雄迈地揭开赣州历史新的一页。

  少华饱读中国文化典藉,加上近年影视《大秦帝国》的启发,在他又来到梅岭实地踏勘,赣南历史便鲜活起来:公元前213年春天秦始皇以“五岭之戍”进行远征,第五集团军集结于鄱阳湖边的余干县,梅岭属于第四军团,战略意义最为突出。岭南战役,历时八年,秦军和南越人都付出了极国惨重的代价。公元前214年,浩大的军工工程上马,一支由逃犯、卖身奴隶、小商贩为主体的筑路大军被强制发配到五岭重修戌道,秦朝采用“以战养战”的军政方略。地方官府和军官们坐大,在向朝廷要军粮补给,还要一万五千名女子。(《最后一寸江南》)“包括秦军在内,总计超过六十万的秦人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岭南这片土地集中投送……大秦王朝的政治结构、法律体系、经济模式和文化取向,是怎样通过六十万条鲜活的生命,对岭南进行渗透和移植的?”(《最后一寸江南》)在作者看来,他们是客家人,而且构成了赣南最早的客家人。

  在《江南》跋里作者仍承接这一线索探寻,事实上把上述诘问解开了:“以公元前219年为节点,以大庾岭以北一百公里(赣江上游)为纵深,那块大致可以称为南壄的土地,竟有着足可以支撑五万秦军所需的后勤资源!这点,对认识秦及秦以前的赣州是极震撼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古印中,有一方刻有‘上赣君之玺’,证实了早在先秦时代,今赣南这片土地上,有着文明程度很高的政权。”(《且跋且涉》)当然是初始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实践”。

  而且,今赣县龚公山在古代称为赣山,赣山和上赣之君间有什么联系?还有,1989年江西新干县发掘的大型商代墓葬,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更证实了赣江流域存在商代君国的可能。(《且跋且涉》)还有,秦和初汉时期的越人,到了后汉大体上已被汉族同化(这使我想起台湾学者王明珂阐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专著《华夏边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的若干考证)。还有,黄巾之乱,举族南迁的在原和江淮大户依次沿赣江溯流进入赣南,他们组成宗族队伍,并以族长为宗帅,控制一方,而无势力无组织的贫民,或数家或数十家成为大宗族宗伍中的兵员,即宗伍。自孙坚开始,东吴孙氏集团利用江南宗帅和宗伍,推行以西汉部曲制度为基础的大宗族将领分封制,那些没有土地而成依附的贫民同样是客家学意义上的早期客家人。(《且跋且涉》)

  还有,光启元年即公元884年——卢光稠、谭全播举兵起事的头一年,由于王绪被秦宗权屡次索交钱粮,缴交不出,宗权翻脸,起兵来伐,无奈王绪做出“率光、寿兵五千人,并携吏民南奔”,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客家先民的迁徙开始了。《闽国史事编年》说得清楚:王绪军为摆脱秦宗权,迅速横过淮南道,直抵江南西道,经江洲(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并占领虔州(赣州)。(《一时枭雄卢光稠》)一时间赣州又接纳了许多新客家人。

  据作者考证,南赣这块土地在战国时期就被称为赣,还证明在战国以前,赣县范围内曾有过君国一级的政权。而他对“二水(章、贡)合赣字”的“正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赣”字和“雩”(当今赣南的于都县),“都与战国乃至战以前,居住在赣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信奉的某种祭祀文化和精神图腾有关。”(《“赣赣”舞我》)“吾土赣南,则傲然而成中国土地上‘赣赣而舞’的歌舞之乡。”(《“赣赣”舞我》)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199年)在南赣设立赣、雩都和南壄这三个县级政权,其中南壄就是秦始皇征越时的军事重镇。(《“赣赣”舞我》)如作者所说,“赣南文化,近年来言必客家,研究客家,何妨细致些再细致些?”(《且跋且涉》)在我看来,包括大宗族和贫民——这块土地上的先民都应该视为最早一拨的赣南客家人。

  至此,远古时代赣南新老客家的来路已经相当清晰了。

  再加上明清以来因战乱从粤闽回迁赣南的新客家人,(见拙著《昨天的地平线·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中国文联,2011)客家复客家,赣南成了全国最大的客家聚集地,说是“客家源”也是恰当的。

  秦汉隋唐客家今何在?少华只是做了“散点归纳”意义上的合理推衍,但《江南》以丰沛的热情和酣畅的笔力,叙写了秦汉唐宋以降与赣南有关的文化菁英,像张九龄、卢光稠、綦毋潜、钟绍京、王阳明、苏东坡、杨万里,以及众多的赣南士官文人,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文化血液的基因,在赣南生活和创造,因势造境,因境立德立功立言,在赣南大地上风生水响,玉成了既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赣南的文化高原和高峰。

  “士子驿站”:南赣精魂的雄起

  人物是历史文化之花果,历史的嬗变、文化的延展,人物是承担者推进者,也是历史的开创者,人物又是历史文化之魂。对《江南》来说,其主旨并不着眼于明辨赣南客家的源和流,而在于: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之下,以人物为轴心,在叙写他们的文化创造时,梳理赣南的历史,彰显赣南的文化底蕴。所以,作者说,赣南是客家摇篮,还得加上“士子驿站”一说,才更妥贴些。(《一时枭雄卢光稠》)这“士子驿站”却响彻着颠沛士子们的遗音——中华文化的回响,因地之利,他们幻化成南赣的文化精魂。

  《江南·谁是真的英雄》叹道:

  (唐)开元年间张九龄主持重修大庾岭新道,才出、货通、教化与移风异俗,善莫大焉!可惜,都发生在五岭之南。关键是,对岭南文化功莫大焉的贬官文化,又一次次地与虔州(赣州)擦肩而过。唐代,流贬岭南者,有史可考的,流人近三百,降官近二百……这样一些人,虔州,或闻其车马之声,或见其衣袂之影,却出于地理上的原因,始终无法与他们长相厮守,失去开花结果的机会。虔州,地处岭北,不是流人贬官的居处。……直到700多年后,一个叫王阳明的浙江人挥师赣南,才用一颗几近在才的理学之心,抚平了这份伤痛。(《一时枭雄卢光稠》)

  赣南不正成为这些“流人贬官”回返或轻松欢欣或缠绵徘徊的风水吉地么?少华热忱地记录下与赣南这块土地脐连的“士子”的文化建树。

  第一个是打通岭南岭北通道即宽近一丈、长逾三十里的梅关驿道的,是客家先贤张九龄。世代赣南人凭此感受到了盛唐风度,涉足梅岭之外的世界,从而拉近了与外界的距离,增强了心胸的通透,而且“北宋诗人杨万里,史上最牛文豪苏东坡和韩愈等人,各自溯赣江,章江,踏歌而来!”(《最后一寸江南》)

  在本书第一辑“最后一寸江南”的八篇文章,其实已然涉及了与赣南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士子”,如《三国志》提到的,伫立梅岭写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陆凯(及范晔),这人给了赣南弥足珍贵的文化名片;(《最后一寸江南》)如建国南越而称王的赵佗;(《最后一寸江南》)如在梅岭扎兵的将军梅鋗;(《最后一寸江南》)如庾胜、杨仆;(《最后一寸江南》)如陈蕃(一家人被害后移葬在今大余县城附近的青龙岗);(《最后一寸江南》)如修梅岭驿道的唐朝宰相张九龄,以及苏东坡和韩愈。(《最后一寸江南》)作者这样节节推进式的展示,为的突显浩然正气的盛唐气度,浸润秦汉气度的士子们对赣南的文化播种,也是这“最后一寸江南”最终极的思想遗产:“梅岭之上,总有前仆后继的一群群、一队队客家人呐喊而来,呼号而去——在他们的精神战旗上,我们隐约都能看到两个鲜红的大字:气度。”(《最后一寸江南》)

  也就涉及了赣南本土的文化景观,如赣州文庙(《花果飘零竟有时》)、宋城城墙八镜台(《八境悠悠入画流》)、龚公山(《一望丛林一怅然》)、马祖道一创丛林(《一望丛林一怅然》)、宁都张丽英(《金精一峦风月》)、宁都易堂(《翠微奇峻冠江南》)、赣州通天岩(《此岩通天复彻地》)。

  在本书第二辑“谁是真的英雄”所叙写的与赣南相关的杰出人物卢光稠、綦毋潜、钟绍京、王阳明、辛弃疾、周敦颐、白居易、苏东坡、岳飞、曾几、邓德明、孙介夫等。尽管“赣南这地方,秦汉乃至盛唐,都像是一个超然世外的高人,虽说偶尔神龙摆尾,但她寻娇媚的全貌,从来就没有在史家的笔下出现过”,(《金精一峦风月》)作者没有刻意书写这些精英如何施惠于赣南,而是着意书写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激扬蹈厉文功武治——这块热血土地给他们以推动——成就他们的力量,赣南的“神龙摆尾”已注入在他们的事功中。

  驿站之士子和赣南之客家一肩挑者当数卢光稠,就是说,卢光稠是两种角色的融汇者。(《一时枭雄卢光稠》)

  如《一时枭雄卢光稠》一文就详细地描摹了唐代的南赣顶尖人物卢光稠。唐末,天下人都在抢地盘,“就在唐僖宗斩死美女的那年,在南康县一个叫石溪都(今上犹县双溪乡)的小地方,卢光稠起兵了!”针对“卢光稠何以轻取当时的虔州语焉不详”,作者历时近一年终于在纷繁的典籍中,在《新五代史·杂传》中看到一段文字:“……是时,王潮攻陷岭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是谭全播从王潮手上夺取了虔州和韶关,但谭全播千方百计说服卢光稠入伙,而且力排众议拥卢为帅。卢、谭的祖上均为初唐南迁的客家人,是唐朝的战乱,把他们一路颠沛流离到了虔州。于是我们看到,“虔州,宽容大度得像是一个孤儿院的嬷嬷,大度地展开胸脯,接纳了一批又一批抛家弃业的以异地为家的跋涉者。”所以,卢光稠到今天仍是赣南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开辟赣南让赣南抬头挺胸进入中原版图是个重要原因,“在战火纷蹈的唐末岁月,度过二十七年那样一段足以使两代人茁壮成长的太平”——他得到赣南民众普遍拥戴即顺应赣南之心更是个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新老客家的相融共建,赣南发育成有着健全社会意志和文化风范的沃土,本土精英和短暂栖息的异地精英都成了赣南文化精魂,梅岭驿道的文化意义历久弥新。于是,“490年前,四十四岁的王阳明一脚踏上这片土地,赣南的历史就洽注定要被改写,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从此(也就)闪亮登场。”(《文治武功王阳明》)

  正是在赣南,王阳明的心学“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价值观得到了磨练。他坐镇赣州剿匪,“历时仅两年多,即告功成,加上平宁王之叛。”(《文治武功王阳明》)同时他在赣南——尤其在剿匪前沿,他广设书院以文化人,“重塑赣南人价值观”,“他留给我们的价值思考,是赣南人一笔永久的财富,”不仅让深山老林的刀戟交伐之声逐渐远去,(《文治武功王阳明》)而且其哲学心学泽披后人。20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的“赣南新政”就吸取了王阳明文化价值观的营养,我所在的上犹,就有志士仁人家乡赤子践行心学,尝试实行和平土改,走在台湾和平土改的前头。(可参看1980年代编的《瑞金县志》)

  追寻气度,是少华铺陈秦汉雄魂的愿景,经过缜密的历史检视,他却看出了问题:“作为华夏之学的儒学孔教,我们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兴于汉唐,盛于宋明,但为什么它能至尊于大清呢?”即“汉唐博有气度,宋明稍输胸襟,大清有什么?”他的结论是,“贴近文教来说,宋明理学固然卓氏然成宗,仅以包容性和张力言之,实在是有走入胡同之嫌。“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最终竟成禁欲主义狭隘尘世哲学,这种宋明理学的尘世解读是葬送隋唐多元文化和国际视野的罪魁。(《花果飘零竟有时》)少华质疑宋明“新儒学”“根本上造成了秦汉儒学‘天人合一’的逻辑混乱,方法上又与阴阳家和墨家等流派杂交,从而使光明正大的儒学,险些走向高深莫测的玄学。”而且他又一次跟实地实情相对应:赣州文庙之花果飘零,物化了这些事实。(《花果飘零竟有时》)

  于是进入赣南的士子和赣南的赤子,尤其是那些高举“反清复明”义旗的士子,也难逃这样的时代局限。仅从官方对尘世的文化政策上看,兴文庙(尊孔)“与大清历代皇帝关联甚殊”,(《最后一寸江南》)“清朝已然比宋明两代胜出殊远。”因而,大清“一个外族政权……竟然能够对本土文化怀惴如斯敬意,这样的政权是赢得起码尊重的。”(《最后一寸江南》)“赣州,作为拥有大庾岭、马祖岩、通天岩和八境台等四大江西文明座标的地域,应该,也可以给文庙应有的荣光。”(《最后一寸江南》)

  《江南》的两个精神向度

  《江南》以梅岭为支点,对赣南进行了文化溯源,张扬并寻找汉唐气度是少华的出发点,是他明确的精神向度,全书贯穿着文化气度这一音符。不过随着他的思路打开,笔下人物的搅动,赣南文化情景的展开,此精神向度却淹涩起来,笔触不时旁顾,时而信马由缰,在我,在感到耳目一新胜境宏开的同时,又感到文意不时受阻,他酣畅淋漓的胸臆时而迸发,时而嘎然而止,在一篇中他想诉说的内容太多,这就形成了朱强在“编后记”所说的,“他把侧重点放在了各种相关的干货上,梳理典籍,上下求索,煞费苦心,因此他的文字也就是显得既晦涩又深刻,既密集又宏远。”(“编后记”)

  全书开篇“最后一寸江南”就有着这样的成色。在我揣摩,他是怀揣“气度追寻”而到梅岭踏勘的——在他人生的这个时刻,在他进入赣南文化深处的这个时刻,在他实业突围精神突围的这个存在时刻,他需要“气度”也凝结着“气度”,而且这个时代需要“气度”,赣南更需要“气度”——一躬身实地,如遇源头活水,相关历史场景扑面而来,当写到张九龄正临本篇结束,他才刻意突出“气度”二字,在此前行文的逻辑上就少了这一必要的层次,也就让人感到“晦涩”,文末“气度”的提振就让人觉得突兀。就是说,围绕他主要立意,彰显的却是“副产品”,或者说,他平时的积累和思索就此喷发而不可收拾,恰恰影响了他对“气度”主线的回视和贯彻。

  作为探寻“气度”的副产品,少华在展开另一精神向度时倒现有出其不意的好效果。如《八境悠悠入画流》一文,数年前我一读此作就认为是真实揭开苏东坡与赣州八境台情缘因果,同时颠覆对八境台世俗成见的惊鸿力作。我像许多人一样,都曾经把赣州八境台视为具体的景观台,相关的文人诗作是借景抒情,经少华从容细密的分析,除辨识苏东坡序文的真伪,否定《赣州府志》关于八境是实景的说法,原来所谓八镜是八种基于赣州物象的人生抒怀:第一境是三江环流;第二境是拓落江湖;第三境是人生宿命;第四境是宦海沉浮;第五境是国家处在燕云尽失强敌在侧的忧思;第六境是无所适从和迷惘;第七境是去国怀乡;第八境是赣南怀古。真是大快颐朵。不过结尾仍有些仓促,显现辨伪的底气不怎么足。(《八境悠悠入画流》)

  又如《荀令留香》,从四百年汉朝的忠烈入手写历史人物荀彧。这篇似乎与赣南无关,写荀彧为是通曹操(他辅佐曹操打赢了实力强大的袁绍)。虽提到贵族,“帝王尊贵对一个民族来说,有着更深刻更具象征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和伦理需要。”(《荀令留香》)但对与此相关联的古代中华的正气没做进一步挖掘。

  概而言之,《江南》呈现两个精神向度,一是南赣历史文化精魂和南赣历史文化地位的叩寻;二是重新分析秦汉人物,探测战事和人生及赣南文化形态的另一种可能(比如多篇都是对曹操的评析)。应该说,作者对前者做出了值得赞赏的答卷,全书的思想文化价值就此显现,而对后者则多是铺陈,不乏主观臆测。作者的文化想象无可厚非,但多篇聚集势必稀释甚至损害全书的庄重品格。

  就是说,作者对全书立意的把握可以斟酌再斟酌。全书应服膺于第一个立意,其它一些文章可以筛选。在这个意义上,第一辑中的《崇义的竹》也纯粹是自然景观散文,其实,即使写崇义的竹,也可跟崇义的历史文化连接起来,要知道,正是王阳明在赣南平乱中,由南康、上犹和大庾(余)各挖出一块而组成崇义县,历史文化内涵不菲。第三辑中的《贵叔》属现实的生活散文,也可不选。

  作者喜欢曹操,多篇文章与曹操有关。赣州和曹操没丝毫关系,作者的本意却是“曹操不在场”情形之下坚信曹操影响了赣南。显然作者想探寻,曹操定于北方,由刘备和孙权控制的中国南方因摆脱东汉而走向繁荣的多元共存的可能性,同时,作者也欣赏 “与敌人共存才能生存” 的曹操智慧。是由此想象赣南“兼收并蓄才能儒韵不绝”的可能历史。(《且跋且涉》)

  如想象曹操故意输掉“赤壁之战”,其实曹操选择赤壁(作者执意踏勘赤壁镇)而不是别处渡江,就跟当年张九龄选择此地而不是别地开辟梅岭驿道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人口、人文、星象天气地理等综合因素,而不是仅从军事实力出发,(《貌合神离》)他只能这样。这类文章属于不同于本书的另一精神范畴,收录进来却让本书显得驳杂。

  还有,《貌离神合》一文讲到曹操与汉朝的关系,作者说:士族,是相对世族而言的……世族既为上流社会,与之相形,士族只能是低贱一族。士族的“士”,就是士兵,士兵及其家属称为士家,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婚配仅限于同类……士家而集体,就是所谓士族。此说值得商榷。

  当代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之《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比较详细地剖析了“士”的起源及文化内涵。他采纳了顾颉刚冯友兰等先生的认知说:“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农民之秀可以上升为士,而且此所谓士,已不是武士,而是“仕则多贤”的文士了。士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战国游士既兴以后的事。“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帜。

  所以,少华这一认知是有缺陷的,自然也就影响到他对“士族”和“世族”关系的分析——他思辩深入却结论模糊甚至错谔,这也是他一些文章“晦涩”,全书文意“晦涩”的一个原因。

  少华的文化视野是宽阔的,笔力是雄健的,运笔细密,完全能够把书中那些不怎么合“主调”的篇什独立成新书,使本书立意和主线更鲜明,阐述得更深入畅晓一些,让那些文化精魂矗立于赣南大地,植入人们的心灵。我们也相信他能驰骋于开阔的文化时空,写出快意却庄重的新作品。

2016年2月8-17日 上犹


编辑:周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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